傻子的话

傻 shǎ，从人，从mian3 （对不起，电脑找不到傻字右边的部件），会意字。mian3的上部是马的脑盖。因此，人脑好像马脑，就是不健全的意思。傻字有1。头脑糊涂，不明事理；以及2。死心眼，不知变通；两个意思。
出名的傻子故事很多，譬如：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 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战国·韩·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译为白话则是：郑国有个想买鞋子的人，他先在家里拿根绳子量好自己的脚，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他匆忙去到集市上，忘了带那尺码。他已经拿到鞋子，却说：“我忘记带尺码来了。”又转回家去取。等到他赶回来，集市已散，他终於没有买到鞋。 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试一试鞋子的大小呢？”他回答说：“我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这个郑国人的行为跟傻子没两样。当然，这个故事也讽刺了不从实际出发的人。

今天（3月14日）的消息指出，玻璃市原任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希淡说，他是国阵和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所挑选的州务大臣，任何由统治者委任的大臣都不能代表国阵，是属於反对派人选。他甚至扬言，玻璃市州拉惹可以挑选任何人出任玻州大臣，但此人选应被视为反对派人选。－－其话语的解码是虽然玻璃市拉惹有委任州务大臣的权力，但是由政党阵线挑选的才是真正的人选。换言之：
1。政党阵线有挑选州务大臣的权力；
2。州统治者也有挑选州务大臣的权力；
3。政党阵线所挑选的人选只供州统治者“参考”或过目，州统治者并非得听取“劝告”不可；
4。因为3，所以州统治者不一定要认同政党阵线所挑选的人选；
5。若4可以成立，那么州统治者选的大臣不一定来自 执政党，甚至并非得来自议席占多数的政党不可。

不知道马来西亚华社是也否认同沙希淡的意见？如果是，那么霹雳州摄政王要挑选自己认为可以胜任的大臣，又轮到谁来说话呢？我们只能说是州宪法条例约束造成今天的局面，而这约束却是到目前为止不可挑战的马来领导的权力象征。身为国阵成员党党魁之一的林敬益老先生在位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他自认自己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很清楚苏丹的地位权限）为何不明白苏丹是可以挑选州务大臣的呢？他本人不也误导了华社很多很多年吗？难道唯有靠这次的大选结果才能把他积累的傻劲冲掉，变得清醒了吗？

无论如何，星洲日报最新访问报道阐明了委任州务大臣的一些权限问题：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资深律师与法律教授指出，州宪法赋予州统治者委任州务大臣的权限。大马律师公会前主席杨映波表示，州宪法虽明文规定，州务大臣一职由州统治者委任，但一般上获得该州最多州议席的政党代表將获得出任该职的优先权。“以雪州为例，在本届大选中，国阵保住了20个州议席，而反对党36席包括行动党13席、公正党15个州议席及回教党8个州议席；由於反对党取得的议席最多，因此在野党的州议员皆有资格出任州务大臣一职，但他们必须进行协商，以推荐適合的人选给州统治者。”他今日（週五，14日）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表示，若新政府在推荐州务大臣人选时出现意见分歧，而向州统治者呈上多个人选及交由后者作决定，那么后者也惟有自行判断最恰当的人选。

另一名资深律师则表示，州统治者是必须以该州大部份州议员的意愿为依归，以委任最佳的人选出任州务大臣一职。他说，至於州统治者该如何確定最佳的人选，则得胥视获得执政权阵线所推荐的人选，哪位获得当地最多州议员的支持与信任，就能出任州务大臣一职。“州统治者会尊重获得最多州议席阵线所推荐的人选，並会参考个別人选获得的支持信，或联合签名的支持信来进行判断，但一切的最后决定终归於州统治者。”他表示，一旦委任州务大臣后，后者有责任从该州议员当中，推荐至少4位或最多10位议员担任州行政议员。

玛拉工艺大学法律系教授萨沙鲁祺则强调，各州的宪法条文皆清楚阐明，委任州务大臣是州统治者或苏丹的专有权限，首相是无从干涉的。他週五是针对原任玻璃市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希淡，指他已获得首相委任状继续出任该州州务大臣事宜时，这么指出。他表示，首相是不可能委任沙希淡为州务大臣，因为这是州统治者的权限。他笑言，可能是沙希淡“摆乌龙”，把首相委任他为玻州国阵主席一职误以为是出任州务大臣的委任状。“玻州国阵州议席为居多，身为国阵主席的首相有权推荐州务大臣人选，但决定权在州统治者手中。”

（录自星洲日报14－3－2008晚报）

如果林老先生看得懂汉字，他该如何诠释他本身对霹雳州民主行动党的“开炮”呢（此句有点“无厘头"因为意思是非常“浓缩”的）？出卖一个族群的利益是很严重的指责，倘若今天我们还是要站在种族的立场来看事情，那么我们始终跟国阵政府的治国信念没啥分别，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公正，更遑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了。而民政党标榜着多元色彩的为国服务宗旨不也是自欺欺人的吗？和郑人买履又有何分别？

英雄与狗熊

昨天3月10日电视台播报了白小保校委员会主席熊玉生因病于8日入院，不幸于昨天往生了。报章、电台都刊登播报了熊老先生的生平简介，这里无需重复。今天早上aifm的名师早点节目，陈亚才先生心情沉重，情绪激动地谈论了熊老先生和白小的因缘，听后令人无胜嘘唏。我的记忆只停留在新纪元学院某年的毕业典礼义卖会，熊先生卖力地呼吁捐款，而“救救白小”到处可见。没料到一晃眼几年过去白小的问题还没解决。如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月21日报章刊登的一帧合照中那个勾别人的肩搭别人的背、有印度煎饼式的笑容，以及时常自己认为也让别人误以为是亲切的人。其实他的“承诺”给了熊老先生无限的压力，如今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且等着看他的诚意。谨以 沉冤待雪 哀悼熊老英雄的离去。

没料到今天3月11日的电视台播报查卡利亞突然心脏病发作死了。2006年他闹出違法建豪宅、沙爹屋事件，被民间称为“土霸”。之后他还能够逍遥自如，到处炫耀。他的死真的太巧了，难道他因雪兰莪政权转移而惊吓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如今他死了，人民会原谅他，该原谅他吗？我是不会的。他的皇宫还在，这不可磨灭的铁证，永远只让人愤愤不平。对于狗熊，我们还有什么好哀悼的呢？

无题

去年的全民拼治安运动，特别是当新山频频亮红灯的时刻，让人最不愉快的是竟然有国家领袖在人人（没有任何种族之别）谴责暴力时，要人民不要把治安问题政治化、种族化。我一直认为这些领袖都没真正体会何谓危险，因为他们出入有保镖；他们也不知收费站为何物，因为他们不必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零钱或“一摸就走”卡（应该也没摸过这种卡）。
虽然我对治安很敏感，可是还是防不胜防。我会永远记得2008年3月7日，马来西亚第12届全国大选的前夕，也是全国警力完全集中在投票中心、政治讲座的最后一天，更是世界庆祝3－8妇女节的前一天。7日的下午5.40分左右，我妻子从工作地点回到家门口，车子已经进入了庭院，而应该是一直尾随着的匪徒“很准确地”挡住半边门，手持长刀或长剑……往后发生的事情都是与一般常发生的抢劫案大同小异。
当有人问起时，问的人有几个反应，说的人也有几个反应：
1。问的人（绝对是出自善意）会想知道发生的经过；答的人必须勾起惊险的经历回忆；
2。问的人肯定会问是哪个种族的人；如果是与受害者同族的，答的人会特别加强语气来给答案；
3。问的人会安慰财物不重要，只要人无事就好；答的人只能无奈地点头。
而听的但不是问的或答的人，尤其年纪较轻的也有一些反应，譬如有的会愤怒或表示无奈，或相反地会不自然的害怕起来。

我相信我妻必定惊吓得什么都忘记了，可是她是把自己的处境放在第二，而把外在的重要事情放在第一的人－－她念念不忘的是她历年来辛辛苦苦累积整理好的教材、可以把本份做得最好的资料。这些“情感”全在匪徒把她的车连同车里的工作资料抢走时，她无助地喊：“我什么都没有了”表露出来。那个时刻，我很想赶快去追，但是我觉得她更需要多一些人在她附近。我选择只在她的视线范围内不断打999……。
我想她的心会一直不安宁，被抢的阴影会一直伴随她，而我只能帮她找回资料，转移她的懊恼。
我想我孩子可能会变成愤世嫉俗的青年，而我只能要他记得性命是最宝贵的。

我想我的余生会在我会尽我所能关切他们的安全的严重缺乏安全感的日子中渡过。我承认从7日开始我心里会有挥不去的阴影，甚至对四周杯弓蛇影。我想凡是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都会想如果是我而不是我妻子遇到这吓人的事就好多了。对，我是这样想。我甚至想为何我，还有很多老师，教了多年的中文，给新生代灌输了多少中华文化道德，社会问题却每况愈下，是我们的四五千年文化不合时宜了吗？我想我即使人无法离开马来西亚，精神也已经离开了。而这离开不完全是因为这起抢劫案，而是累积了多少年的多少个失望的结果。这起事件只是添多一些催化剂。

惟3月8日的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成绩让我有了点奢望。

不过，上述所述都是个人的问题。我更想知道你们会想知道匪徒是属于哪个种族的吗？
如果我说是匪徒两个华人，年纪二三十岁左右，你会觉得这种社会治安问题是属于种族的问题吗？

我，也是马大中文系人，对何国忠的期望

同学问起何国忠参政一事，我说我与他不熟，因为我从马大中文系毕业出来，何国忠还没进马大。我只从目前在博特拉大学执教的郭莲花得知她和林春美、潘碧华、程慧婷、陈湘琳等是“三年上下”的同学，而且都喜欢写写东西，也都出版了多本文集。当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当然，我某个书架上收藏着这些当年还年轻的年轻人的心声。

很令我惊讶的事发生了，一位槟岛的朋友竟然说他知道何国忠。惊讶因为他不是马大中文系人，怎么可能认识何国忠，何况何国忠参政并没有值得他注意的地方。原来他追看大选情报，追到刊登在光华日报一篇有关评论何国忠参政的事。这倒新鲜，北马人也注意南马的发展。我接到他寄来的言论，阅读后，心里想不如把全文录下，也好让中马的朋友、同学思考一番：

作者：谢伟伦（2008年2月27日 ）《党师和他的轿夫们》刊登于光华日报：

“事情荒谬到一定程度后，世人将不再相信，但不代表它不存在。”──电影《出埃及记》（2007）

几 乎所有思想家都曾给“知识分子”下过定义。因为“定义”汗牛充栋，法国档案狂干脆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但丢石头的姿势像掷标枪的巴勒斯坦 人却无半点轻浮，不仅把知识分子划为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而且下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即在各种压力中寻求独立 并对权势提出质疑和批判的人，而批判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在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割和虐待。

以林水檺为首的马大中文系系 友，日前成立“博士军团”，远赴居銮为出征国会选区的马华候选人何国忠站台。参与筹组助选团的学者们，其在学术领域的专业表现，并非本文重点。若基于知识 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而成立监督组织，我们乐观其成，惟若言论仅只是锁定“挺何”，恐怕有违知识分子之宏旨。

知识菁英和政治权力靠得太 近，难免影响看待问题的方式。事实上，2000年以降，华社折损的社会菁英，又何止何氏和那些摇旗呐喊的啦啦队。528报变已过六载，黄丝带飘扬如昔，举 重若“卿”的学者、评论人、艺文工作者总是前仆后继、络绎不绝，民间社会的生态及样貌，或喧嚣、或沉寂、或讨巧，已有相当大的变化。

更严重 的是，许多原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知识份子，当年因同情而倾向当家不当权的马华公会；但在马华内部改朝换代后，或得以分享了资源大饼，或因为“革命情感”的 难以割舍，竟被迫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权力的批判。抬轿的就是抬轿的，抬轿的想成为坐轿的，高估了自己，搞错了位置，以致近年来社会上每每出现两极对立之论 辩，知识界的菁英非仅无法提出超越立场、化解分歧之见，有时更化身为代理人参与混战。

知识分子的“庸俗化”及“入世化”，也许不是我国独有 的现象。但在这样一个国族认同和价值体系同时处于变迁的社会，知识菁英的暧昧和游移，便更增添了社会大众的困惑。没有人会质疑一位读书人的品格、动机，以 及他对国家社会的真爱，而且他自己亦必然确信，他是基于这样的资格，始有参与重大政治事务的机缘。

但权势者向知识份子招手，与其说是倚重能 力，不如说只是运用其道德光晕。从华团选举诉求、白小事件、华小增建问题、拨款骑劫……，所谓“选民不能忘记的执政当局作为与国家现状事件簿”更新不辍， 至此，成员党四处搜罗知识份子与辩才，更已经完全不是考酌能力取向，而是将他们视为治疗政绩伤口的政治膏药了。

还有，在言论与学术均无自由 的情况下，如果以为只要提倡所谓“学术价值中立”，建构学术规范，似乎在中立的基础上遵守学术规范，就可以与官方相安无事，根本是自欺欺人。试问，在当道 的价值基础、学术指导思想不能偏离、不能动摇的情况下，真的会有什么不触怒官方的中立的价值和客观的学术规范这么回事？真的会存在那种没有自由的学术上的 “帕累托境界”（Pareto Optimality）？

当然，像何国忠的〈历届马华公会总会长与华人文化〉、《黄语录》，或郑赤琰《林良 实的政治智慧》、甚至邱家金，那样以“中立”立场公然为政客涂脂抹粉的毕竟是少数。但许多学者在价值“中立”了以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结论，却越来越与 官方意识形态说教相近时，就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了。

藉此，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学术规范”、“价值中立”，无非是为自己对身边的罪恶视 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同流合污的行为寻找借口罢了；更曲解了韦伯（Max Weber）的初衷──所谓“价值中立”，并非要求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以超然物外的绝对客观性进入研究领域，而只是要求暂时停止价值判断，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去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负责任地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

本届大选提名日前夕，曾有某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包括报章社论）鼓吹非政府组 织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否则无从建立公信力，这种看法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对于NGOs而言，政治立场的表达未必就会削弱社会支持基础，反倒是选择性的批判势 必导致公信力的丧失，这种自我矮化甚至将扼杀NGOs的自主空间。

然而，社会影响力不可能藉由回避重大争议而取得，NGOs的社会影响力是 来自于追求特定价值的专业热诚，而非忽左忽右的政治平衡。无论是槟州中华总商会与华堂挺谁当首席部长，或更早的，包括林玉静与吴德芳任内，解除华社民权运 动的各种手术，腰斩《华团宣言》，铸成15华团精神决裂；——用白话来说，对错绝无灰色地带，无论知识分子或民间社团都没有袖手旁观的权利，更不能用“去 政治化”的歪论来混淆大众。政治“不中立”并非关键问题，伪装“政治中立”才是致命的毒瘤！所有华团组织更要避免这道观念误区。

从党师变成中途参选的天兵，何国忠用一纸表格证明自己的决心，却未必能赎回马华政治蹉跎的光阴；而“博士军团”阵容引来媒体关注的反差，更让人觉得讽刺：这么一种嘉年华式的菁英“姿势”（而非知识本身），难道拥有更多力量？他们的知识和姿势都摆错位置了么？

“没有什么比不幸更有趣了，它是世界上最好笑的。”或许，《等待果陀》剧作家贝克特（S.B.Beckett）的名言可以作为这场演出的总结，在这逐渐剥落的年代。
〖全文完〗

我的期望是：
听说（据记者情报），何国忠肯定中选，而且肯定被委为副部长。甚至连哪个部门都定下来了，即翁诗杰升正部长后，留下来的高教部，那么何国忠将担任高教部副部长一职。何国忠是马大中文系毕业生，是过来人，因此我期望：
1。何国忠会替马大中文系解除“可以用中文书写硕士博士论文”的模糊魔咒－－翁诗杰虽然也是马大毕业的，但是他是工程学院的学生，所以在处理写论文用语一事就可能没那么积极了；
2。他可以运用一点影响力，要求马大当局出钱聘请客座教授到中文系授课、开讲座等－－到目前为止，我听说马大中文系的客座教授的“薪水”是由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出钱请来的，马大当局只是出力。不知道住宿的费用是由哪一方负责？
3。他可以出任马大毕业生协会顾问一职，理由一不讲，理由二是让陈广才可以轻松地含饴弄孙，除了看一看《识得几个字》，也读一读《南柯太守传》。

加油，加油！

安全的笑话

2004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执政党国阵提出“卓越、昌胜、辉煌”的口号，4年后2008年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口号改成“安全、和平、繁荣”。国阵的竞选广告强调执政的几年，马来西亚是个安全和繁荣的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人民应该投马来西亚一票，也就是要投国阵。很遗憾地，我没感受到安全。我年纪大，人也变得唠叨，所以时常吩咐孩子出门口时，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埋藏着坏人。我的“恐慌症”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住在增江北区的男孩所讲的“警察办事效率很高，出外都不担心”的天真与乐观。我清晨出外，总是比小偷更像小偷般鬼鬼祟祟地望左望右，又望左望右，只差没有望上望下，并确定屋外、马路周围没有人（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还是马来人印度人）之后，才放下心头大石往外去。其实，我住所的邻近住宅区，常常耳闻发生抢劫、掠夺、威胁勒索等让人丧胆的罪案，我很多邻居都异口同声表示很久没有安全感了。

治安好？去年轰动一时的全民拼治安运动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今年大选似乎到处可以听到“若中选，大选后，建警局”的承诺。可是，广告却说这里治安好，既然治安好，何必建那么多警局，不如把钱拿来做慈善事或者建学校。也许最近小偷大盗也在热烈地谈论大选，甚至也参加助选而忘了干事，所以治安变好了，尤其是掠夺案在报章更是绝迹，以至马来西亚的头头们都把治安差这社会毒瘤抛到九霄云外，眼前只见安居乐业的人民。所以，就出现了歌颂治安好的广告。

不晓得广告里的那个演员“真的敢走在街上”？真的不怕被抢，然后到警局报案时，被警察射来一支冷箭：“不是King Kong，还学它乱乱跑”吗？

话锋转一转。谈大一点的：安全不只是考虑个人的生命、财物的问题而已；安全包括了全民和谐共处。可惜3月6日国阵大头们北上槟榔岛屿召开与民同乐佳年华会，却在全程批判安华依布拉欣，言辞煽动了族群的情绪，而马来西亚首相发表的言论似乎把马来西亚分割成以种族主义挂帅的国土。（详情请看报章记载或电视新闻片断）这样的切割如何团结人民，如何能在面对不同族群时很客观地宣誓：“我是全民的首相”？除了可惜，还是可惜。

从偶像看刘镇东

小时候我时常幻想自己是大侠－－超人、大刺客、行侠仗义的流浪汉，更锁定蒙面侠Zorro、蝙蝠侠如此独来独往的角色为我的偶像。后来的后来，浮现在我脑海中这种“偶像”形象的有甘地、文天祥、李光耀、姜大伟、周恩来、成龙（后来被我划掉）、李连杰、温瑞安……以及翁诗杰。
听到刘镇东的名字是跟杨清龙老师闲聊的时候。当年因为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缺乏几位老师，杨老师打电话找我“顶替”兼职教元明清文学史。还记得因为学院处于兴建的最后阶段，中文系是设在临时的“面包厢”里。我问起新纪元的学生学习态度，杨老师对第一、二届的学生赞扬有加，但是对接下来的学生则颇有微词－－喜欢半途走出教室、不专心听课等。他常感叹如今的学生很难跟我那个年代的比。哈哈！听后，我总是沾沾自喜，还是那年代的学生较乖。然而回想起来，我不否认现今的学生比较欠缺思考的能耐，也比较好动，可他们有个优点（虽然有人把它称为不尊师重道）即有话就说。如此个性倒是可以让老师从他们的言论看法中探索引导他们去思考的方法。
话题扯远了。如上文所述，杨老师对第一届的中文系学生相当看好，其中就提到刘镇东：这是个好动但是有思想的年轻人。我只听，脑海里可完全没有刘镇东的样子。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看了寰宇电视的《就事论事》。这么多位嘉宾中，我还是较欣赏（顺序排列）刘镇东、唐南发、翁诗杰郑丁贤和王乃志。女嘉宾不多，印象也不深刻，周美芬和卓卉勤都上过《就事论事》但是说话的条理、分析的清晰还是比不上前五位。听刘镇东的话语，他表现的是思路缜密，侃侃而谈且有风度。我认为在辩论方面，刘镇东和翁诗杰是旗鼓相当、在伯仲之间。我想，他会是个很好的人民代表，尤其看了他的《亮剑》之后。
如今，知悉刘镇东会出征槟榔屿，对垒的是重量级的谢宽泰。这是个艰辛的征途，我还是想冒个险呼吁槟榔屿升旗山下的选民，给这个年轻人一个鼓励、一个机会。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我无法写得太多。见谅）

果然有差异

假如只看中文报，假如相信刊登在中文报里的讯息都是正确的， 后果可能是我会做出不正确的选择。最近，一连几天在中文报出现的政党自我歌功颂德的宣传海报，在小小的字眼中让我看到大大的疑问，就如以下这个：

文字很直接，应该没有歧义或者能引起误解的之处，即在2000年之后，至今8年了，有2，300华裔生取得公共服务局海外深造奖学金。
能够怀疑的是数据的真实性和来源，譬如2000年之前，是“前”至何年？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后开始算起，共43年吗？43年来只有约100华裔生获得，全国平均一年2－3个华裔生而已？
我也确定“2000年之前总数：“约100人获得”是没写错或印错的，因为英文报里同样的宣传海报也传达如此信息：“……compared to only 100 students before the year 2000.”以下是英文报的宣传海报：


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那么请比较：“约100”和“只有100”。虽然只是“约”和“只有”的分别，但是不同就是差异，而有差异就是有误导的成分了。也许这是"翻译的错"，至于是写中文稿的人的错还是写英文稿的人的错则无从知悉。

就因为乐得偷得人生半日闲，我比较两份海报时，发现另外两个疑窦来了：
（一）
中文报的宣传讯息是：有2，300华裔生取得公共服务局海外深造奖学金！
英文报的宣传讯息是：有2，300非土著学生取得公共服务局海外深造奖学金！
“non-bumiputra sutdents 非土著学生”不等于是华裔生，“非土著学生”不只是华裔生，也包括印裔生、混血儿etc/dll/以及其他不是土著的学生，那么，谁在夸大其词？

（二）
请仔细看看中文版本结尾首两行（小字体）的文字：“这只是马华为华社争取的部分利益。我们会继续能力在经济、教育、新村、华人文化、社会及女性福利方面争取更大的权益。”
对比：
英文版本结尾首两行（同样是小字体）的文字：“This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areas MCA have worked hard 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the future of all Malaysians in business, education, soci0-cultural areas and women"s welfare.”

有何差异吗？
1。华文报的讯息是马华是为华人服务的－－词汇选择了“为华社”、“华人”。英文报的讯息是马华是为所有马来西亚人服务的－－词汇选择了“for ..... all Malaysians”。
2。华文报所提到的“服务范围”比英文报所提的多了个“新村”。
3。华文报的结论文字特别强调“华人文化”。

从两个广告的比较，我的推测是：
1。大选来得太突然，马华的宣传局人手不足（都为民服务去了），没有人审核校对。
2。马华是“顾全大局，不拘小节”的所谓“能做大事”者，因此不在意一些小小的词汇错误的问题。何况“约”、“只是”差别太小了，而且华裔生不就是非土著学生里的一部分（白马不就是马吗？大人是人、小人不也是人？所以为了方便，要卖白马，何必婆婆妈妈地大喊卖白马，干脆说卖马好了；要找大人就简单地说要找人，不就得了）吗？结论是马华是懂得大体的政党。
3。也许只有华人才住在新村，而住在新村的华人只晓得华文，不会英文，所以在英文报就删除“新村”这个服务领域，吧？
4。因为华文报的广告是给看中文报的人看的，因为英文报的广告是给看英文报的人看的；看中文报的人比较“华人”，看英文报的人比较“英人”；看华文报的人视野比较狭窄，心眼特别小，看英文报的人视野比较宽大，心眼……不，没有心眼；看华文报的人应该是华人，看英文报的人是全民但是不会华文的华人和马来人和印度人……
，，，，，？？？？？。。。。。！！！！！

我猜得对吗？

马来西亚首相说他要听真话，那么首相以外的人（当然包括人民）该不该说真话？对不起，这句话离题，而且是严重离题。

资料来源：1。星洲日报国内第13页，2008年3月1日（星期六）。
2。The Star（星报）国内N13, 2008年2月28日（星期四）